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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江河的故事(六)  

2007-10-24 12:50:00|  分类: 江河情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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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范晓认为,怒江河谷是沿着著名的怒江大断裂发育形成的,这一断裂现今仍在强烈活动,直到今天,河谷一些地方的隆升速度每年仍有24厘米。这么快的隆升速度,其结果是,沿怒江断裂带形成了我国最重要的地震区之一——滇西南地震区和腾冲地震区,几乎平均10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6级以上的地震。怒江河谷两侧的支沟大部分都为泥石流沟,泥石流不断将怒江河道逼窄,在怒江干流上形成一道道险滩。因地质灾害造成大规模的堵江断流,继而又溃决成洪的事件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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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们逃离泥石流夜幕已降临。车上路后,江边的一栋栋空房子,格外显眼。司机告诉我们那是政府为山民们免费建的。这样的空房子怒江边建了有不少,有些已空了好多年,山民们还是习惯住在大山。

水电开发确实会带来收益。在西部开发水电资源,开发者认为除了解决能源问题以外,还有扶贫。在一片大干快上的热潮中,这一现象被社会上形容成了“跑马圈水”。近年来,跑马圈水的积极程度,甚至已经到了“最后一公里”的境地,西部生态环境面临比以往滥伐天然林木更大的威胁。被开发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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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围绕水电工程的争论中,媒体给一些人的印象就是“反坝”。甚至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上之所以有人对大规模修建大坝提出置疑,是和媒体的宣传有关。应该说,无论从我国的环保事业,还是传媒发展的历史来看,建坝之争都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我认为,这一现象直接涉及到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进程中,媒体的作用及职责。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作为NGO的参与者,我亲历亲为着这一过程,并认为有如下几个可圈可点。

 

对拟建的大型工程从一味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

这是中国媒体在涉及到我国决策民主化进程的报道中的变化之一。其中,在中央和国家级媒体上的报道中有这样三类:第一类是“完全正面”地介绍和评论某些大型水电工程的计划;第二类强调在怒江截流建水电站可能出现的问题,即除了发电,它们将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移民、生态系统破坏、世界遗产贬值。比如:在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背景》谈的是“专家谈怒江建坝的利弊得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节目是“怒江的选择”、《新闻周刊》报道的题目是“中国NGO:我反对”、《经济周刊》上的文章是“怒江大坝工程暂缓背后的民间力量”、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9期专刊为“问河”;第三类是强调工程决策的严肃性,指出一些项目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

长期以来,一方面我们已经很熟悉那种宏伟工程的信息传递,只说利不提弊。而有关怒江的报道中不仅有第一类,也出现了上述第二类、第三类的新角度。另一方面,大多数公众只是靠媒体才得知专家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对一些多年来习惯于听“好得很”、“就是好”,听不到公开谈论不同意见的人来说,产生“媒体反坝”的感觉也就不奇怪了。

报道的内容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反坝”与“拥坝”的争论水平

仔细阅读怒江建坝之争报道的内容还会发现,几乎没有记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只表达“反对一切水电建设”的观点即使是一些明确反对在怒江上建大型水坝的文章,也是从各种角度提出水电是不是清洁能源,信息是否公开,移民的利益如何得保护。“怒江十问”的作者沈孝辉先生多次阐明他的建议——“分类指导开发水电”。他强调:“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们提议,对全国的江河流域按五种类型建立科学的分类系统,作为江河环境保护与水电开发的依据。这些说明:“反坝”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上述的分类思想代表了绝大多数的被视为“反坝”的专家和环保组织的态度。媒体中报道这种分析的态度不是“反对一切大坝”或是“拥护一切大坝”这种逻辑所能容纳的。

传递新观念。

中国媒体自2003年以来,反映能否在怒江上修建水电站的不同看法时,一些原本不为人们注意的、或只为少数专业圈知晓的知识与新观念传递给了更多的人。例如:尊重生物多样性和其它自然的、文化的遗产之价值;中国现在只剩下两条没有开发大型水电工程的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怒江因为它的山高路远和险峻,至今还未进行过全面地生态科学考察。如果现在就把它破坏了,损失将是无法挽回的;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对于传统利用河流的观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已将 “恢复河流”,当作管理和保护河流的最重要理念。

当然,发展中国家不应简单模仿人家的做法。但是全面调查研究,重新审视,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几十年来已建的数万大坝的利弊,特别是以新的观念指导新的大坝建设计划,确实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位美国学者曾对我说:你们很快就会拥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但是,你们现在拥有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多姿多彩的文化多样性,是我们已经失去并永远不可挽回的财富。

 呼唤公众参与

 近一步的分析说明:媒体对某些项目置疑和审慎的态度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是通过这些具体案例,呼吁一种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媒体看到了大型工程建设应该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不应再忽视公众的参与。

这些声音已不限于对某一两个工程的利弊的探讨,而是提出了怎样使决策程序民主化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这是一层更深的、充满着对社会进步的敏感的信息,更是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和科学发展观的呼应与支持。例如:媒体在广泛而深入地报道圆明园听证会后,呼吁西部水电开发也应该召开有利益相关群体参加的听证会。《中国水危机》作者马军在“大坝建设应在阳光下决策”一文中说:“……要避免水坝建设滋生腐败、破坏环境、侵犯移民利益、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损害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把利弊和利益都放到阳光下,让决策者看清楚,让公众看清楚。在现有条件下,最直接的办法是严格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根据新近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流域开发这样的重大项目应该进行一个完整全面的环评,应该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任何草率的决策,都属违法行为”。

公众参与的最大障碍是不知情,特别需要传媒的社会监督作用,特别需要“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如果这样的报道被看作传递“反坝信息”,那么它所反的正是建大坝过程中对生态的忽视;对公众参与的轻视及腐败现象和违规无序。

联合国世界遗产评委会专家说:“在生态多样性和地貌多样性方面,在其他任何山地地区都很难找到能和(‘三江并流’)这一地区相媲美的区域。”
  怒江流域所在的“三江并流”区域是一部反映地球历史的大书,蕴藏着众多地球演化的秘密,是解读自古至今许多重大地质事件的关键地区。
  怒江流域也是一条罕见的“民族走廊”,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博物馆”。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提名“三江并流”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评估里这样写道:“这里的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他们丰富的文化和土地之间的关联: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神话、艺术等。”
  丰富的文化和土地之间的关联,也正是我三次怒江行的深切感悟。

中国的科学家至今还从未对怒江流域做过一次全流域的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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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北京家里的电脑前,不再有木格错藏族同胞家的火塘,不再有高高的贡嘎山,不再有绿色的怒江水和江边人用栗粟语四个声部唱的赞美诗。有的是朋友发来的信上说:随着大渡河上一个个大坝的耸立,昔日会跳出“雪花“的江水没有了;如今的河床上出现一道“奇观”:戈壁。戈壁里不要说流水,就连可供植物生长的一片湿地也没有。春日下,裸露在风中的河床,在阳光照射下呈苍白的银灰色,那些硕大的石头、干涸得已开裂成砂土,了无生气,躺在空空的河床里。如果行走在干涸的河道里,脚下的石头会“咔咔”作响,脚步带动的尘土在空中飞扬。

不知道明天的怒江,明天的金沙江会不会也只见阳光下干涸的石头躺在空空的河床里。

我不愿为怒江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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