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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日本水俣病的故乡之八  

2011-12-10 08:2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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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事件被告是国家,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容器

来源:绿家园志愿者 2011-11-30 汪永晨文图

 

2011年11月28日,清华大学NGO研究所,CIDEG(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组织的一行专家,记者和NGO人士,在东京访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环境经济学者寺西俊一时,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帐。

寺西俊一教授说,我们不算水俣病给日本环境的破坏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算受害者的损失有多大,我们只算一下施害者的损失。窒素氮肥公司当年如果对排放的污水采取治理措施,花费会是200万日元。而污染事件发生后,他们付出的赔偿金额是多少,2000多亿日元。

这笔钱窒素公司根本付不起,要靠国家与他们一起付。国家的钱哪来的,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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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孩子都得了水俣病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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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每一个水俣病发病原因的大夫原田在水俣病人家

对一家企业来说,他们节省了小钱,付出的却是这样昂贵的代价。

这还只是算的这家污染企业付出的代价。如果再算一算环境付出的,受害者付出的,都折合成钱,又会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呢?

寺西俊一教授说,这就是日本在水俣污染事件中,让我们看到的什么是不划算,什么是太不划算。遗憾的是这笔帐从水俣病被确认,到今天,算了整整56年并没真正算清,而且是永远也算不清的。

西寺俊一教授说,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容器,我们把容器弄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生活?水俣发生的污染事件,在让人们看到了水俣病给当地人和当地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破坏容器带来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短期的获利波及到的是社会、经济的长期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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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俣病人在一起的清华大学教授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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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水俣病患者的故事后

绿色经济的重要,要说日本人应该是有了切身体会的。然而,他们的教训不仅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还在重演着,就连他们自己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福岛核事故中,也还在重演着。

这就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面临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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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渔业(原田纯正医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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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下当年的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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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水俣人家(原田纯正医生提供)

西寺俊一教授告诉我们,他对此提出的对策是:

一,对水俣受害者全面监测;

二,信息透明,向日本国内,向亚洲,向世界;

三,灾情不要微缩其范围,救济要公平。赔偿不应分等级。

四,进行绿色投资。

西寺俊一说, 1983年,他就参加过上海市政府与日本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研讨会。1995年他去过吉林中日联合企业。那次他受到当时国家环保局的热情接待。可是让他遗憾的是,前几年,他再去吉林时,因为那里也发生了与日本化工企业同样问题,吉林政府对他们的监视,使得他们的调查没能进行下去。

现在,西寺俊一教授说他们与中国江苏嘉兴政府的合作是愉快的。今年12月,他们还会请嘉兴的专家与官员到日本进行考察与研讨。就地方环境管理与政策进行研究,重点是对长三角、上海、嘉兴三地进行调研与研究。

西寺俊一说,他们也希望把发生水俣病后日本经历的四个阶段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合作。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问西寺俊一教授:福岛核电事故,对全球核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日本来说,福岛核电事故已被认为是水俣病的重演。不知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 

西寺俊一教授说:福岛核电站让日本的两个神话已经崩溃:

一是,核电安全神话的崩溃,核电在日本无法继续发展;

二是,廉价原则的崩溃。核能不是最廉价的。

这两个神话的崩溃,让日本面临的是今后将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日本叫自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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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琦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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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律师

11月28日,在东京我们还采访了两位律师。其中的尾崎先生,是鹿儿岛发生新泻水俣病负责诉讼的律师。为此,尾崎先生从东京去了400多次鹿儿岛。在尾崎先生36年的律师生涯中,三分之一的经历是从事公害与药害方面的案件。主要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求得救济。

铃木,是一位有着40年律师生涯的律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三分之二的案子和环境公害有关。

钤木律师认为,水俣事件仅靠熊本县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如果让政府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需要舆论的支持。要让国会与政府改变他们的态度,承担责任,在东京提起诉讼,波及效应能扩散到全国。

在东京提出诉讼,按照日本法律需要找到原告。所以,当铃木和尾崎律师听说驳回认定的部分患者住在东京附近时,就开始寻找住在那里的水俣病患者,请他们提起诉讼,将行政当局作为被告。为此,

1984年8月,创立了全国律师团联络会。

1984年12月,鹿儿岛的66名原告正式向行政当局提起诉讼。

1990年,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和解劝告。被告当中,熊本县与氮肥公司同意以和解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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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性水俣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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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胎儿性水俣病患者

进入21世纪以来,水俣病患者和帮助他们的法律工作者们的诉讼还在继续。

作为诉讼团的团长,尾崎律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俣病患者的年龄在增长,有些患者的症状越加明显,有的还新发现了一些症状。

尾琦律师说,在早期诉讼时,有一位患者由儿子照顾。第二次诉讼时父亲已经不在,儿子又来了。尾琦律师问他你为什么还来参加水俣病申请?

这位当年的年轻人说: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水俣病患者,现在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症状与周围水俣病患者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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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认证的水俣资料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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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水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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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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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承认

2004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这个判决认可了中央政府与熊本县政府的责任。

尾琦律师说:在日本,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与我们的访问中,铃木和尾琦律师告诉我们:他们都认为,国家应该采取措施来解决水俣病的问题。

中央政府的想法是:制定法律,通过法律来解决。患者与原告也应该依据法律行事;

原告们却说:我们的问题应该遵循法律来解决,我们完全不能信任政府部门。

尾琦律师说,最后各方绞尽脑汁,中央政府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创立了第三方委员会。替代法院判决的解决方法。

第三方委员会由患者推荐2名,中央推荐2名,第三方推荐1名,还有两名公众。

这以后,中央政府终于第一次同意了以和解方式解决问题,

铃木律师说:这又是一次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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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态度

两位律师都说:通过水俣事件案子的判决,人们学到的是发生问题后第一时间一定要进行彻底排查,整体了解灾难的状况与影响。

面对当今世界在发展中还不时发生的污染事件,两位律师认真地说:凡是从事过水俣病工作的人,对福岛事件要说的话是: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要进行彻底排查,掌握情况。做出报告。

同行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黄浩明问两位律师,律师团经费的来源。得到的回答是:律师团收费,按照诉讼标的额的5%,收第一次预付款。胜诉之后,胜诉额的10%作为律师费用。不过打这一公害案子时,因原告太穷,11年律师的预付费,都是由律师自己垫付的。胜诉之后,从团体补贴中提取垫付的费用。尾崎律师去了400趟鹿儿岛,费用全部是自己垫付的。

铃木律师说:一般,公害与环境诉讼,律师很难得到报酬。但是我们当时有强烈的愿望,公害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我们就是要通过公害诉讼的方式推动日本灭绝公害问题。

在和两位律师事一起探讨这一官司时我们还得知:在东京附近,在鹿儿岛,他们到每家每户去访问,问是否愿意加入原告诉讼团。很多受害者听说被告是国家,认为这个事情太大了,受害者不敢。而当他们以诉讼的意义是造福后人来说服受害者时,不少患者加入了进来。

11月28日下午的访问中,我们还得知:有关水俣病的诉讼,在律师团签名的律师有几百人,但出庭的只有30位。铃木律师说,在患者面前,医生与律师一样,出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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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水俣的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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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滚动的是“水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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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天的今天

在我们的访问中,《财新传媒》的记者贺信的关注点是:法官受律师团队的邀请走入患者家中,是法官的法定义务吗?窒素公司是否也可邀请法官。法官们是否会受到相关压力?

得到的回答是:公害诉讼,最好是第一时间去现场。法官查证现场,公害诉讼让他们去看,是我们常规的做法。能不能拒绝,采用不采用,都由法官裁量。公害诉讼,不看现场,可能不会做出正确的判决。

贺信说:法官也需要勇气。

回答:是,法官撰写判决也需要勇气。窒素氮肥公司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为当地做出了很多贡献。一旦提起诉讼,会面临很大压力。包括渔民们捕的鱼卖不出去了。而在熊本的第一次诉讼,律师们成功地获取了证人证言。

清华大学的博士后杨丽想知道在这一官司中,一些律师离开的原因都有哪些?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王名教授说,在整个事件中,律师间不同观点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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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海边人家(原田纯正医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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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海边(原田纯正医生提供)

2011年11月28日,我们访问的还有日本市民运动全国中心。这家中心现在有亚洲环境信息中心;有中日韩三国环境信息网站。网站使用三国语言。中心现在每两年轮流在其中一国举行市民会议。2008年的主题就是新泻水俣病。会议请了日本新泻的小朋友,他们向中国的孩子们讲述了在日本孩子眼中的环境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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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门口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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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核电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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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楼前的声音

日本市民运动全国中心,现在与中国41家NGO组成的绿色选择联盟合作,促进高科技电子企业的整改。绿色选择联盟写给日本驻华企业的书信,中心会协助发送到这家企业在日本的总部。

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浙江台州有一家日本企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影响人们健康的垃圾。他们促成了让企业为当地人做健康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没有想到,有一次当他们拿起一块废弃的电子垃圾-电路板问一个孩子这是什么的时候,孩子竟然说是挣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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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中心办公室里的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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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马路上的标识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中心的大塚健司先生说,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不是大海里发生水俣病,而是河流里发生水俣病的可能性比较大。中国水污染的问题,有的就是日本企业造成的,也有韩国企业的问题。所以中日韩三国一起举办市民会议,官方渠道看不到的事,可通过民间去发现,去解决。四种力量:政府、职业工作者(学者、医生)、NGO、媒体的合作,才能使复杂的环境有解决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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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寺俊一教授和他的《环境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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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水俣病的教授在一起的我们

2011年11月28日,我们采访了大学教授、律师和民间环保组织,这是日本发生水俣病后最为活跃的民间力量。明天我要写的是对日本国环境部官员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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